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局动荡，保皇派与革命党对立，辛亥革命后更是复辟与军阀混战不断。海外侨领成为各方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
然而，早期的海外华商，尤其是福建籍华侨，经过氏族宗亲几代在异乡的打拼，许多人已在当地扎根，习惯了外族的治理环境，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事务往往持冷漠态度。这一现象与福建的地理位置有关：福建在清代及以前一直是边远地区，土地又以山地丘陵为主导致交通不便，因此中央权力对地方的影响较弱，形成了‘山高皇帝远’的局面，地方乡绅更像是实际的统治者。因此，福建华侨更关注家乡事务–捐钱修建庙宇，救灾济贫，是寻常事，而非中央政权。冯励冬在《缅华百年史话》[1] 中提到：“华侨表现爱护祖国的感情始终并非由任何政治选择而只是效忠于当朝政府中央权威。。。而华侨社会生活的发展也始终表现为以适应当地生活节奏、安居乐业为主流，绝少有议论、奢谈祖国政治的现象。”即使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期，新旧两派并未完全对立，也未发生激烈冲突。
清末，革命思潮兴起，甲午战争和庚子赔款后，有识之士呼吁“农工商兵不读书，不足以保种复国”。受此影响，缅甸华侨于1903年筹建中华义学，1904年正式开课，学生六十余人。同年，清政府启动癸卯学制，祖父楊子贞也在家乡创办了“霞陽中西两等小学堂”。1905年，中华义学学生增至一百二十人，并增设西文课程。中华义学的创立得到了仰光华商的支持，包括温和派和保皇派，因此它并非如《缅甸华侨革命史》[2] 所记载的那样完全由同盟会革命思潮推动。这也解释了为何最早响应同盟会的华商陈甘泉、庄银安、徐赞周后来另办益商夜学，以便更集中力量支持反清革命。
同盟会活动
1908年三月，同盟会章程从东京传入缅甸，徐赞周率先入会，与陈仲赫、陈钟灵共同发起“缅甸同盟会支部”。数月后，同盟会在仰光大贺胥公园正式成立，设机关于益商学校。同年五月，会员仅三十七人。随后，国内革命分子逃亡至缅甸，共同筹办机关报‘光华日报’，得到陈金在、曾广庇、林振宗、张永福等人的资助; 八月朔日，‘光华日报’诞生。报纸出版一个月后，会员增至四百余人，会所迁至河滨街与百尺路转角处。当时缅甸福建侨商的最大组织建德堂就建在百尺路，楊子贞时任二董。不久，汪精卫到仰光演讲，缅甸学务总会、华商联合会、包括建德堂的等侨商社团都没有参加欢迎汪精卫；演讲后，缅甸同盟会会员总数翻倍至八百余人。
此后数年，革命党与保皇派斗争激烈。庄银安创办的《光华日报》先后更名为《光华报》和《进化报》，最终因经费短缺以及英国殖民政府的压力下停刊。祖父与张永福等人以学务总会名义接管报社器材，创办《缅甸公报》，除了继续提供商业信息如航运时间表，也支持革命派发表反帝文章。《缅甸公报》后改组为《觉民日报》，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缅甸支部的机关报。
1911年，缅甸同盟会支部改称分会，徐赞周任正会长。武昌起义成功，却开始孙中山和其他势力的政治斗争。徐赞周先成立一筹饷局，支援孙中山军费。但随后不久，陈新政从槟城也致电庄银安，直接点名楊子贞和曾广庇，发起筹款支持孙中山军政府。曾广庇和楊子贞发起的国民捐 [3] 十个月内筹得缅币28万盾。曾广庇因带头捐款，获孙中山题赠匾额。冯励冬指出，曾楊的国民捐筹饷局与徐赞周早前的筹饷局不同。国务总理兼财务总长熊希龄1913年发布公文，奖赏曾楊国民捐捐款人士。颁奖状名单中并没有知名的同盟会激进分子 [4]，想必他们之前已经响应了徐赞周的筹饷呼吁。冯励冬也说”曾楊的国民捐最终落入袁世凯手中”。十一月缅甸同盟会分会改选正会长庄银安。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徐赞周受邀赴南京接受奖状，报告缅甸同盟会会员总数达2343人。《缅甸华侨革命史》记载了部分会员名单，但未提及楊子贞。然而，1912年的同盟会职员名单中出现“楊汝贞”，近似楊子贞的名字，缘因“汝“闽南音可谐“子”。同页记载的楊昭道是祖父的同宗兄弟，也一起合营家族生意，他在《缅甸华侨革命史》同盟会会员的篇幅里有更多的介绍。
这段历史清晰地显示，祖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缅华社会活动里表现得极为活跃。虽说并没有确凿资料表明祖父是同盟会会员，但在当时革命派受到牵制或寻求突破的关头，祖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徐赞周和庄银安，都先后明确地列为缅甸同盟会领袖人物，流传深远。民国建立之后，楊子贞突然被冠以同盟会总理或会长的名号，那是他前往担任“闽省实业司长”一职期间的事儿。
虚衔其表，实干在心
1912年5月，中国同盟会派沈缦云到南洋劝募中华实业银行股份，仰光共筹得70万元，其中“20万元来自同盟会缅甸支部总理楊子贞，50万元来自会董曾广庇”。这是正式提及楊子贞同盟会身份的文字。同年12月，祖父途经新加坡赴闽任实业司长。吉隆坡《侨声日报》报道称，福建国民党准备欢迎“仰光同盟会会长”楊子贞。
随着民国成立，海外同盟会活动逐渐减少，东南亚华人政治焦点转向新加坡和马来亚。关于继庄银安之后的缅甸同盟会会长，现有资料缺乏详细记载。总体而言，缅甸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成员多转向其他社会活动或回国参与建设。例如徐赞周就在此时选择退隐，回归家族事业之余追忆著述华侨革命史。尽管同盟會不再是主流政治焦點，单单以楊子贞/奠安/昭固在霞陽或仰光的名气，被任命為一个省政府「实业司长」的身份大概还是对不上眼的。接待单位或许认为應該用一個與之相匹配的標籤来介绍新官上任，将一个已然消隐的偏远同盟分会领袖的头衔赋予新官，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除此，楊子贞同盟会会长/总理的身份也没有在其他报导里证实。
1920年出版的《缅甸印象》介绍了19世纪初期二十位著名华侨，包括曾广庇、高万邦、林振宗、楊清欣、楊荣联、楊昭固、楊子三等。他们多为富商，在《缅甸华侨革命史》中除捐款外，鲜有参与抗争活动的记载。冯励冬多次赞扬祖父的义勇行为, 从他的描述来看，祖父充其量只能算是“革命同情人士”。冯励冬还指出，当时缅华社会的整体氛围较为保守，大部分人都不想卷入中国国内政治的党派纷争之中。当缅华社会保守与进步这两种立场有抵触时，祖父往往会挺身而出，尽力缓解双方的摩擦，以维持更大缅华社会的稳定。
祖父在侨教方面的投入占据了他社会活动的大部分时间。[5] 1903年，仰光中华义学成立，1908年更名为中华学校。1911年，祖父任校长，介绍学生回国深造。1912年，学生增至一百四十余人。1913年，祖父回福建任实业司长，曾上苑接任校长。祖父三度担任中华学校校长: 1911-1912、1914-1918、以及 1922-1926；并长期领导缅甸华侨学务总会。
华侨学务总会成立于满清末年，历经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改制，改名，最后名称华侨教育总会。1911年他接待的萨君陆[6] 是满清政府派来的福建省教育视学官员，也就是在萨君陆提议下’中华义学’改称’中华学校’；萨君陆还为’中华学校’向清政府的学部争取若干助学金。1912年，萨君陆仍被北洋政府聘为教育部视学员，来到北京继续开展教育和侨务系统工作，后来更创办了旅京华侨学会，于1919年4月七日成立；祖父在学会创刊刊物上发表了祝词。1919年祖父又在仰光接待了另一位教育视学官员黄炎培。这里可以看出祖父在学务总会的工作始终与祖国国民教育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超越了不太一致的政府体制。
1913年，在孙道仁邀请下，祖父出任「闽省实业司长」，但因国内政局动荡，官场生涯短暂[7]。1914年，他回到仰光，重新专注于缅华教育。 1917年，他举家迁居仰光，继续投身侨居地教育事业，并担任植德堂、建德堂和缅甸中华总商会等董事职务。这时的缅华侨领大多不再热衷于祖国的政治，也较前更加关注侨胞在侨居地的权益。1924年，祖父与楊荣联、曾祖慨、康明章、李遐养等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仰光华人参事局委员[8]，但两年后他便因病去世。
仰索
2025.03.16